隆庆开关：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这一举措叠加传统认知中明代闭关锁国、“片板不许入海”的政策，效果就显露出来了：原来封闭的国门和海洋贸易由此打开，是一个巨大进步，影响深远。
如何正确评价隆庆开关？
历来绕不开《明神宗实录》卷316中的一段话：
福建漳泉滨海，人藉贩洋为生，前抚涂泽民议开番舡，许其告给文引，于东西诸番贸易，惟日本不许私赴。其商贩规则，勘报结保则由里邻，置引印簿则由道府，督察私通则责之海防，抽税盘验则属之委官。至是法久渐敝，抚按金学曾等条议：一定舡式；一禁私越；一议委官，岁委府佐一员驻扎海澄、专管榷税，海防同知不必兼摄；一议引数，东西洋引及鸡笼、淡水、占坡、高址州等处共引一百十七张，请再增二十张，发该道收贮。引内国道东西听各商填注，毋容猾首高下其手；一禁需求。部覆，允行。
大意是，前任福建巡抚涂泽民主导了福建开海事项，到万历二十五年的时候“法久渐敝”，时间久了规矩荒了，出现了一些新的漏洞，所以现任福建抚按金学曾提出了几条打补丁的规定，然后明朝中枢商议了一下，觉得没问题，下令执行。
涂泽民，字志伊，四川汉州人。
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升福建巡抚，隆庆三年九月前后卒于任。
需要注意的是，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所上，与此奏疏同时期的还有一封《请计处倭酋疏》，此时正值万历朝鲜战争，福建沿海也受政策波及而关闭了通海，所以许孚远《疏通海禁疏》的主旨就是认为福建应该重启通海政策。
隆庆开海的时候，“不得往日本倭国”；壬辰战争的时候，“部臣用言者议，题请申严海禁”。
因此，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重新审视隆庆开关——对日政策。
首先确定一点，明代的海禁政策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
这里面的水很深，中央肯定是希望如臂使指，但有行政架构在，有利益群体在，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现实中，私自出海的情况简直不要太常见，也就是许孚远所说的“海禁未通，民业私贩”现象。
对于地大物博的明朝来说，东边不亮西边亮，福建八山一水半分田（剩下的半分是盐场）粮食不足，那可以从隔壁的浙江、江西商运而来补充嘛，朝廷并不会因为这个而做过多的政策调整。
但问题是，具体情况并不像京城高官们想的那样。
“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
中枢认为福建没粮食可以买，但买粮是需要钱的，钱从何来？
是借助航海贩卖，用商业挣来的钱来买的，因此海禁政策在福建以及浙江台、温，广东潮汕等田不足耕的地方必然推行不下去。
而且地方上如果强行推行，令行禁止，到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是无粮度日的百姓揭竿而起；
二是远走他乡，可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地方官员的考核出现问题。
因此，基层地方官也就府县一级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上峰明令海禁，但你们小打小闹别太过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因此走私出关之事实则是寻常之事，“民业私贩”现象越来越严重。
然而这种禁海是双向的，朝廷自己的货物不许出海，境外物资也不许进入，一些东西两洋的“番货”。
比如香料、工艺品乃至奴仆之类的。
在国内都是紧俏物资，价格不菲，因此禁海也导致不少人为了追求这里头的差价铤而走险，源源不断将物资走私进来。
对于朝廷来说，海禁是为了防止资敌，向盘踞沿海的海盗、倭寇（还有国初群雄的残余势力）输送紧俏物资。
从这点上来说，明代的禁海政策与清初的禁海令如出一辙，只是执行的没有那么严苛。
而且范围没那么广，更没有内迁三十至五十里的抽象之举。
但是在嘉靖后期东南倭寇荡平之后，这种最大的隐患已经没有了，所谓“致烦文武大帅殚耗财力，日寻干戈，历十有余年而后克底定”，这是福建开海的一个基础。
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当地政府希望能开海的主观原因——海洋贸易的收入实在过于庞大。
如果能开通正常贸易，仅关税收入一项就足够本地军政使用，更不用说背后隐藏的灰色收入，而官府也可以主导“官贸”，收入同样不菲。
总之呢，不开海，民间该走私的走私，一文钱税款不交，衙门该有的开支一样不少；
开海，民间贸易从地下转入地上，衙门光明正大课税征收银钱。
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隆庆初年的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开海之举，其实就是对福建百余年来默许的海禁松弛现象的承认和规范化。
当然还是那个问题，隆庆开海的前提的倭寇现象基本清理解决，也正因此，在涂泽民的开海之议中“许贩东、西诸番”，哪儿都可以做生意，独“惟日本倭奴素为中国患者，仍旧禁绝”，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对日政策的一个举措。
明朝希望的是借此形成类似于对蒙古的出口禁令一样的封禁措施，不过他们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日本不同于蒙古，当时又没有长臂管辖制度，更没有今天的贸易战追踪体系，因此虽然命令禁绝出口日本，但只要货物先到琉球或者其他地方溜达一圈，歇一歇，再送到日本就可以了。
也正是如此，隆庆之后的海洋贸易政策是随着明日关系波动而变化的。
这才有了壬辰战争开始之后，明朝迅速关闭福建出海通道之举，也就是“迩因倭犯朝鲜，声言内犯；部臣用言者议，题请申严海禁”之策。
在这个问题上，许巡抚都承认应该禁止，“禁之，诚是也”，应该禁，没问题。
可有一样，禁有禁的好处，不禁有不禁的好处，封禁海疆，无非是回到原来隆庆之前的老路上，但这也并不能禁止走私贸易，只能是造成开海以来设置的税关的收入下降归零。
而且，封禁海疆封的不只是走出去，还有走进来，开海的时候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能把海外消息源源不断输送回来。
甚至比朝廷得到的正式消息都要早。
“迩者关白阴蓄异谋，幸有商人陈申、朱均旺在番探知预报，盛为之防，不至失事”
而一旦海疆封闭，出海就是违规，即便是得知了消息，也不敢上报，毕竟在上报的时候你还需要解释你的消息来源的问题，一如幼儿园小朋友举报同桌午休时间不睡觉一样——你举报他，证明你也没睡。
正因此，许巡抚认为海禁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出新问题，所以不如不禁：
乃今一禁，彼强悍之徒俯仰无赖，势必私通；继以追捕，急则聚党遁海、据险流突，如昔日之吴、曾、林、何，变且中起：此其患一。
东、西二洋，商人有因风涛不齐，压冬未回者；其在吕宋尤多。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一旦舟缉不通，归身无所。无论弃众庶以资外夷；即如怀土之思既切，又焉保其不勾引而入寇也（世庙时，浙、直往事可鉴）！此其患二。
迩者关白阴蓄异谋，幸有商人陈申、朱均旺在番探知预报，盛为之防，不至失事。今既绝通商之路，非惟商船不敢下水，即如宣谕哨探之船亦无由得达；设或夷酋有图不轨－－如关白者，胡由得而知之！此其患三。
漳南沿海一带守汛兵众数千，年费粮赏五万八千有奇；内二万则取足于商税。若奉禁无征，军需缺乏，势必重敛于民；民穷财尽，势难取给：此其患四。
“防一日本而并弃诸国，绝商贾之利、启寇盗之端，臣窃以为计之过矣”，
这一思路应该来说影响了在此之后的明朝通海政策，壬辰以后即便东南又有海盗问题，以及荷兰乃至其他西方势力的侵扰，明朝也没有再关闭海关，一直到灭亡。
从这点上来说，隆庆开海是一种机遇性在其中的。
凑巧东南沿海的倭寇平定，凑巧有那么一位愿意干事的人（涂泽民）。
凑巧中枢决策者比较开明，批准了这一申请，一大堆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促成了隆庆开关。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机遇性，也导致开关之初的管理和长远打算都是欠缺了，相当于是明朝在“干中学”。
但好不容易有了经验，一切都顺利起来了，又赶上了壬辰战争，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隆庆开关面临着中道崩殂的危急。
好在由奢入俭难，福建和明朝既然已经尝到了通海的甜头。
如果没有类似明成祖、明世宗那样大权独揽的有想法皇帝的强力干预，通海政策基本不会出现180度调头问题。
所以许孚远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日还在朝鲜混战的时候他敢提议开海而不担心会被冠以通敌的罪名。
这次危急的成功解决，让隆庆开海政策得到了延续，也让隆庆开海政策不至于昙花一现，否则这一政策的评价要比现在低得多。
而且，隆庆开关政策能够得到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开海导致了不少地方封疆大吏对于海禁政策重新审视其作用，隆庆开海得到的利益足够抵消掉因此带来的隐患。
通俗说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政官员都认识到了开海的好处大于弊端。
既然有利可图，那就不妨继续下去。
从后世马后炮的角度来看，隆庆开海之所以没有形成后来清朝的洋务运动的效果，更没有出现欧洲大航海的效果。
也是因为它的开放始终不是全面的、彻底的，是一种主动为之的规避，也可以叫进攻性防御。
而且，隆庆开海也没能让整个明朝的官僚群体意志转向，传统的陆疆大于海疆的认知没变（当然，也不可能变，毕竟现代人都不一定能转变这种认知）。
因此并没有借着开海的契机发展强大海军，更不用说官方主导远洋贸易了。
顺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