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6日的首都剧场，灯光暗下时，台下观众还在高喊“王掌柜”。幕布合拢，65岁的于是之退到侧台，额头的汗顺着鬓发往下淌，他悄悄把忘掉的那句台词写在掌心，像是一种告别仪式。就在掌声震动木地板的瞬间，他忽然想起四十年前自己第一次扮演毛主席时那种心跳——那一晚，却不是在繁华的长安街，而是在简陋得能听见雨滴的排练厅。
时间倒回到1951年10月，北京已经夜凉。院长李伯钊拿着厚厚的《长征》剧本推门而入，开口第一句便是：“谁来演毛主席？”空气突然安静，目光刷地落到角落里那个正在整理《龙须沟》道具的青年。24岁的于是之被点到名字，愣了一下，只回了半句：“试试吧。”声音很轻，却改变了他此后一生的走向。
彼时《龙须沟》尚未谢幕，他脸上还残留着“程疯子”特意剃出的高额头。正是这份“似像非像”的轮廓让李伯钊认为：形已可，神得慢慢磨。接下来整整八个月，他几乎住在资料室。凌晨两点，他对着旧放映机里的黑白影像踱步；清晨五点，又揣着政协会议记录练湖南口音。有人路过打趣：“小于，你那步子像在丈量地球。”他抬头笑笑，没回答。
1952年6月，暑气蒸腾。《长征》复排在即，杨尚昆将正在忙国事的毛主席“骗”进了剧场。为了不打扰观演秩序，剧务把头号嘉宾安排在最后一排。于是之不知情，只觉得那天观众席格外寂静，连咳嗽声都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第六幕大渡河南岸，他迈上台阶，注视“十八勇士”低沉道：“同志们，祝你们成功。”话音未落，黑暗中有人轻轻拍掌，紧接着掌声排山倒海。灯光晃过观众席，他瞥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一瞬间反而忘了自己正在表演。
演出结束，后台并未收到任何现场口信。几天后，一封淡绿色信封放在李伯钊案头。毛主席在信里写道：“写长征可以，不必把毛泽东写成活菩萨。没有同志们，没有牺牲的烈士，我单枪匹马下不了雨。”语气平和，却字字敲在创作者的心上。李伯钊二话不说，把《长征》拆开重写，删掉对个人的过度渲染，把镜头推向方面军指战员。于是之读完修改稿，合上本子轻声说：“这才是长征。”
对于于是之而言，塑造领袖的真正难点并不是模仿，而是要让观众在舞台上看到一股历史洪流。焦菊隐提醒他：“动作神态只是表皮，思想的脉搏才是血。”于是之在笔记里写下四个字——“眼里有远。”为了琢磨这四个字，他尝试把目光固定在剧场后墙最暗的角落，让瞳孔像穿透时间那样把观众带向未来。这份练习后来成了他演王利发时标志性的“望街”动作。很多人夸《茶馆》里的王掌柜眼神老辣，不知那源头其实是在模仿毛主席站台踱步的镜头。
要把领袖放进歌剧并非没有争议。有人担心观众会把虚构台词与真实历史混淆。于是之的做法简单：台词不增不减，动作不过度渲染。他坚持把冲锋、过草地的重点留给战士自己，用心理活动去补足领袖的分量，“不能让他在台上发光，而是让别人因他发光。”后来有年轻演员请教，他脱口就是这句话。
8月1日，首映式灯光打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齐聚一堂。戏终谢幕，于是之刚想走下舞台，忽听有人喊：“这小伙子有股子真劲！”他循声望去，发现说话的是朱德，老太师刀一般的目光里有笑意，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份“战功章”。
演出风靡京城，可剧照转到各地，褒扬与批评一起飞来。湖南观众挑口音，老红军挑行军姿，还有地方报纸指责“太年轻”。于是之在信件边写批注：凡合理者，悉数修改；无据者，付之一笑。直到1960年代初，《长征》因剧目调整停演，他才真正把那身灰军装脱下封箱。
岁月往前，1985年于是之升任人艺第一副院长，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人事与行政。朋友劝他少操心，他摇头：“舞台没丢我，我不能丢舞台。”可阿尔兹海默症抢走了记忆。1992年《茶馆》最终场，他已靠在台口边缘才能记住走位。散戏后，他坐院里老旧吉普回家，窗外仍有观众高举条幅。车灯一晃，他说了句只有司机听见的话：“那年写信的人，也许就在灯下。”
1999年7月，他在家中跌倒，话剧舞台自此失去了一束坚定的光。病榻旁摆着尘封的老剧本，封面边角磨得发白，仍可辨认三个重叠的红字——《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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